2018年12月28日

親愛的,我們活在平行世界 搞政治也能扯上神經科學?

洪子偉/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2016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不但震驚全球,也跌破不少專家眼鏡。許多政治學的預測模型都無法解釋這個意外結果。同年,長期以腦造影技術研究政治認同與行為的社會心理學家哈斯(Ingrid Haas),發表一篇題為〈政治神經科學〉(Political neuroscience)的文章並接受媒體採訪,探討腦造影研究能否告訴人們「川普的支持者腦袋都在想些什麼?」又為何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對於建造美墨邊境圍牆、限制穆斯林移民等議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反應。面對這樣的研究趨勢,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腦神經活動與人類的政治行為有何關聯?所謂的政治神經科學(或神經政治學)到底如何成為跨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重要領域?

政治行為也能透過腦科學剖析?
目前世界各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挑戰,正是因政治立場差異而導致的嚴重社會對立,而不少認知科學研究也都聚焦在「不同立場民眾」的大腦結構與功能程序。例如有學者透過磁振造影掃描,發現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選民的大腦對非政治性的噁心圖片有不同的反應,卻可作為預測政治立場的指標。也有研究指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支持者的大腦在面臨相同問題時,有截然不同的認知處理特徵;而保守派選民不論在生理或心理上,對於環境中的負面刺激都特別敏銳也投入更多心理資源來處理它。甚至,更有學者比對13000名澳洲選民的去氧核醣核酸(DNA),發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差異竟呈現一致性。看來,似乎化解社會衝突的解方或許不在法律制度,而在大腦內。

事實上,早在1960~80年代之間,歐美學界就已陸續出現過神經社會學(neurosociology)、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和神經政治學(neuropolitics)等跨領域研究,希望透過探討大腦神經機制與人類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來理解人們的社會活動。可惜到了80年代,大腦的成像技術仍不成熟,導致這些領域的發展有限而未成為主流。但隨著高解析度的核磁共振掃瞄儀、腦磁圖儀(MEG)等儀器的推陳出新,這些領域再度受到重視,甚至諸如神經法學等新興領域也在90年代後出現。但為何這些冠以「神經」為名的領域近年又再度受到矚目?這背後其實是有故事的。

挑戰研究「外在」行為的社會科學傳統
自歐洲啟蒙時代起,人類的知識就分為描述性(descriptive)與規範性(normative)2大類。描述性知識告訴人們世界「實際上」是怎樣,規範性知識則是「理想上」的世界應該是怎樣。前者如天文物理、有機化學與認知科學所探索的自然真理,後者如法律、邏輯學、政治哲學所要建構的理性社會。然而,理想世界(例如規定少年犯的權利義務)常需依循現實世界的限制(青春期抑制衝動的前額葉皮質未發展完全),故理想的社會規範不應超過人類實際能力(期待少年具有和成人一樣的行為能力乃不切實際)。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說「應然蘊含實然(Ought implies can)」正是此意。然而,要怎樣才能知道人類的現實限制呢?

受到20世紀初心理學行為主義與邏輯實證論的影響,過去不少學者都相信要理解人類的社會活動唯有透過研究人類的外顯行為。這是因為相較於內在的心理狀態,外在的行為更能被客觀記錄與實驗檢證。也因此,觀察或分析人類行為便成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要面向。舉例來說,1940年代後系統化發展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就是探討理性人如何在各種處境中為達到效益最大或風險最小等特定目的,所選擇的可能行動。而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及其各種衍生模型,則是用來找出人類行為的統計資料中,變數與變數之間的各種關聯。這些方法都被廣泛地使用於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之中,以歸納出人類的各種行為模式。

經過多年發展後,政治學也出現眾多數學模型來解釋並預測公共領域的人類活動。這種方法在大國博奕、區域衝突、投票行為和政黨支持度消長等議題漸漸成為主流。但隨著專技化的形式模型越來越抽象,政治學與美國政治實務和公眾生活日益脫節。2000年,美國政治學界開始有了反省聲浪,到2009年更有參議員提案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終止對政治學的所有補助,理由在於抽象的數學模型對國家與納稅人毫無貢獻,亦無法實際解決公共領域的困境。在眾多改善方案中,有學者從心理學與生物演化角度探索塑造政治行為的內在心理機制。其中,探討大腦神經活動與政治行為之因果關係的「神經政治學」也是選項之一。然而,大腦究竟如何提供解決政治僵局的解答呢?

探索「內在」心理機制的優勢
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心理學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表彰他率先以心理學研究人類的經濟決策的貢獻。卡尼曼在傳統奠基於行為理性(根據外在行為結果來判定)的主流外,強調程序理性(根據內在心理的過程來判定)的重要。他的雙重系統論,主張大腦有2種不同的資訊處理系統:一個是自動、非意識、快速、聯想式和語言邏輯無關的,例如將某個快速移動過眼前的黑影辨識為一隻貓;另一個是意識可控制、速度較慢的、遵循規則與語言邏輯有關,例如推測颱風將使演唱會延期。理解這些大腦機制的優點,在有助於更精確理解個人在群體中的各種經濟與政治行為。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演化心理學家葛林(Joshua Greene)
與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2人大學皆攻讀哲學系,因此熟知各種道德兩難文獻。在著名的「電車問題」中,如果什麼都不做會讓失控的電車撞死5人,但如果以轉轍器讓電車轉向卻會撞上1個無辜的軌道工人。葛林發現大腦的雙重抉擇模式,正是人類道德兩難的根源:大腦腹側路徑(ventral stream)通過杏仁核引發情緒,使人厭惡涉及傷害的結果主義式決定(讓電車轉向無辜者這件事);但另一方面,大腦背側路徑(dorsal stream)則會干擾直覺,使情緒受到抑制而傾向結果主義式推論,即在傷害1人與拯救5人中選擇較大的效益。功能性磁振造影的研究顯示,受測者在進行道德判斷時,負責情緒的皮質區會相當活躍而使人傾向直覺思考。但隨著判斷時間拉長,理性判斷則會慢慢介入。 ......【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5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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