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日

大學建立人文社會指標的必要性

作者/周祝瑛(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956年英國科學家斯諾(C. P. Snow)在《兩個文化》(The Two Cultures)一書中,陳述長久以來劍橋與牛津等傳統大學「文、理隔閡」的問題。當時這些著名大學的教授仍維持穿著正式禮服、集體用餐的傳統,席間出現文、理教授座位涇渭分明,只談各自話題,彼此間毫無交集溝通的情形。

到了今日,兩個文化的隔閡依然存在於台灣社會,大學中的文、理科系依舊涇渭分明,尤其是理工科領域享有越來越多的資源與發言權,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像是在各種獎勵補助上,這些學科一方面占有、配合,甚至開創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優勢,可以透過許多名義申請到各種儀器設備等資源,另外還享有科學無國界的特色,容易以外文(如英文)與計量形式來發表。尤其近年來東亞地區,包括台灣在內的大學,受到全球化、市場化、與標準化等三方面影響,一窩蜂地採用所謂科學化計量指標評比,來代表學界的效能與生產力。

大學評鑑指標的正用與誤用

在大學評鑑上,不分文理之別,採計每位教師在SCI、SSCI、A&HCI等國際期刊資料庫中發表的篇數、智慧財產權、與技術轉移證明等,來作為評定一所大學好壞的指標。另一方面,教育部與國科會等政府部門,為了加速國內大學與全球學術社群同步,紛紛透過「追求卓越計畫」、「頂尖大學」及研究計畫補助等政策,全面推動這一波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為主的研究取向,導致以下趨勢:

一、鼓勵以英語發表論文,其他語系包括以中文發表的期刊論文或專書不再具優勢。
二、為了增加投稿的錄取率,國際議題成為研究主流,國內議題相對不被重視。
三、投稿對象以國外的英語期刊為主,政府與大學獎勵著重刊載的篇數多寡而非文章品質。
四、形成以量化為指標的評鑑機制,拉大了文、理在出版量與資源分配上的差距。

上述發展引發許多人質疑,認為所謂的全球學術標準,若以在國際期刊資料庫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作為評鑑標準,是否能真正提升國內學術品質?其中誠如前面所述,由於文、理之間研究典範與發表形式等方面,存在嚴重的差異,理工科的學術社群大多支持這項新的評鑑指標,相對地,人文社會為主領域則備受打擊。例如月前在「百年政大」校務發展前瞻論壇計畫中,票選十項政大日後發展之主要議題。其中「學術評鑑」可說讓出席學界人士一致關注及感到隱憂,主要肇因於2003年10月,各大媒體競相報導教育部所公布的國際學術論文排名(SCI)中,以政大為首的人文社會型等大學,都遠遠落於其他理工大學之後,引起社會議論紛紛。

香蕉與橘子如何比?

自從加菲(Garfield)博士提出引用(citation)概念,並於1958 年在美國費城創立ISI 以來,其所建置出版之SCI、SSCI及A&HCI等跨學科書目資料庫,因具有文獻被引用資訊及涵蓋最大範圍之學科領域,形成相當之影響力。平均而言,自然科學有近50%的期刊被ISI 引文資料庫收錄,但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被收錄之比率卻不及20%。許多研究指出,不論是在研究的型態上或是研究結果受檢驗的時間長短,理工與人文的研究均無法以同一標準評比之,也不可能像理工學科強調所有研究皆具有可重覆驗證性特質。

另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所處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影響,難以跨越文化的界線,且其中經常需要花許多時間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相對之下,理工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則較無上述問題。因此以量化為主的評鑑指標,是否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成果不無疑問。【更詳細的內容,請參閱第473期科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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