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5日

最有父親味的科學家


(本文作者:高晞均,如需轉載請洽科月)
(節錄自461期《科學月刊》p361)

2007年10月,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所所長陳垣崇因為他對人類疾病預防與治療上的貢獻,獲頒第十五屆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的「科技工程成就獎」。之後,陳垣崇與社會服務人才成就獎得主柴松林先生曾應邀參加《30雜誌》的座談會,談論如何打造國際級的人才。座談會中,僅管面對的是一般大眾,陳垣崇仍然很仔細地準備了自己研究成果的投影片檔案,一頁一頁為大家介紹他這些年來對一些罕見疾病,如先前被視為「新生兒絕症」的龐貝氏症(Pompe Disease),以及藥物不良反應所做的研究與發現。

461期《科學月刊》「中研院點將錄」,特別介紹這位龐貝氏症病童的救星。

訪談一開始,陳垣崇竟也主動提到了那次的座談會,他開玩笑地說:「當他們來邀請我的時候,我看到他們雜誌的封面寫著30而立、35歲賺到1000萬,就跟他們說:『那你們可能找錯人了,我一直到35歲才找到第一份工作!』」
這段話,除了道出成熟生物技術人才養成期較長的特性,也看出陳垣崇的人生抉擇——出生於一個醫生世家的他,雖然聽從父親的勸告就讀了醫學系,但因為對人類基因解碼的著迷,畢業後還是放棄了高薪的醫師生涯,轉而投入學術研究之路。面對這樣的轉折,國外研究生活的孤獨與清苦、無法好好陪伴妻小、加上昔日同窗薪水與自己的懸殊差距,都不曾動搖陳垣崇的決心,他秉持著自己的價值觀,也自有一份與別人不同的成功時程表。

在受邀回國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對他說了句「就是因為台灣還不完美,我們才更要回來;如果台灣很完美,我們就不用回來了!」因為這句話的影響,陳垣崇比原定計畫提前了兩年回到台灣,回國後把研究焦點集中在尋找疾病更有效的治療方式上。由於他的研究內容都與疾病治療有關,需要大量的病人檢體,有人認為這在中研院可能很不容易做,因為中研院沒有自己的醫院,因此沒有病人的來源,如果要做這些研究,就勢必要與其他醫院或醫學中心合作。

但他做到了,除了成功建立起與醫院的合作外,陳垣崇提到,「我們的醫生都是最優秀的、成績最好的人進入了醫學院,他們也有心想做一些研究,但因為需要看診,實在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另一方面是這些醫生沒有實際的經驗,不知道怎麼去做一些臨床方面的研究。」因此他們也在國家型基因體計畫下,設了一個臨床核心設施(clinical core),召集了一批護士,送去美國杜克大學接受專業的訓練,這是一群研究型的護士,等這些護士受了完整的臨床研究的訓練,回到台灣以後,再與醫院談了研究合作計畫並開始進行。

此外,從2002年開始,中研院也設立了國家基因型鑑定核心設施(national genotyping core),人類有99.9%的基因是相同的,但那0.1%的不同,便造成了如此形形色色的人們,也埋下不同的致病機率的潛在因子,這個核心設施便是要研究這少數有差異的基因型如何對人們造成影響。政府投資了大筆的經費與資源來進行這個計畫,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基因型核心設施也不過只有十個左右。台灣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做這些「基礎建設」——與醫院合作,取得足夠的病人檢體;培養一批做臨床研究的專業護士;設立進行基因型鑑定的研究單位。這些根基打穩了之後,生醫所也從2004年開始,有能力發表重要的學術論文,先前播下的種子開始有了收穫。

自從2001年,科學家解出了人類的基因圖譜,相當於重新畫出了一條起跑線,提供給我們一個進入這個領域的資訊,讓我們得以進一步研究基因與疾病的關係。而在陳垣崇剛回國的那幾年,在台灣各地做演講的過程中,就有醫生跟他提及台灣的藥物不良反應特別嚴重,也讓陳垣崇下定決心一探究竟。

「我們應該去找到在台灣跟這個疾病最相關的幾個基因,用這幾種基因去研究藥物。」陳垣崇堅定地說。當我們更了解基因,便可以改變我們的醫療行為。甚至連用藥的劑量,都因為每個人基因的不同,需要不同的用藥量才能正確地發揮效果。

面對未來,陳垣崇還是很樂觀,他認為這幾年下來,台灣已經做好了一些生技發展的基礎建設,之後要發展速度也會越來越快。然而,這個領域永遠需要一群懷抱著單純熱情、不求名利報酬的人才投入。陳垣崇同時也鼓勵學生好問,保持對學問的企圖心,並要開放心胸,廣泛接受更多的事物。同時目前已有數個學校也提供了轉譯醫學的學程,讓不具有醫學背景的生技人才進修,提供了另一個跨入生醫領域的機會。

陳垣崇或許在自己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少了一些時間可以陪伴他;但在家人的無私支持下,陳垣崇也實實在在地擁抱了他對職業與學術的熱情,在罕見疾病龐貝氏症病童的心中,他又何嘗不是守護他們的慈父?而台灣正待茁壯的生技製藥產業,更是在他心心念念呵護下成長的嬰兒。陳垣崇最大的安慰,想必是看到他的這些「孩子」,在未來的某天綻出燦爛如陽光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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