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

冠狀病毒之父如何對抗新興傳染病賴明詔院士專訪

作者/林翰佐(本刊副總編輯。)、陳其暐(本刊主編。)


(陳其暐攝影)
2003年,受到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的延攬下,賴明詔院士決定從任教30多年的美國南加州大學微生物學系離開,回到臺灣肩負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一職。被學界譽為冠狀病毒之父的他,正巧碰上臺灣近年來最為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事件,基於他對於冠狀病毒長年來的深入研究,使得臺灣得以快速熟知SARS病毒的特性,因而研擬出對抗方法,遏止疫情的擴散。


因應當前世界新形態病毒疾病的發展,為了能夠加強臺灣對這些傳染性疾病的瞭解以及擬定防疫作為,賴院士協助政府推動「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並親自參與其間,整合國內外臨床與基礎研究登革熱專家,針對登革熱進行全方位深入的研究。為了能讓國內大眾了解重要科研工作進展,推廣對登革熱正確的知識,在賴院士的督促之下,研發團隊將相關重要的研究成果,以《登革熱的臺灣經驗─從流行病學及臨床到基礎科學的新視野》為名發行專書,被譽為是近年來最重要的登革熱相關著作。賴院士以及研究團隊的努力,顛覆了許多過去我們對登革熱不精確的看法,深深地影響著國內未來對於登革熱疫病的治療以及防疫作為。

防患未然─傳染病研究計畫
科學月刊(以下簡稱科):這次來訪問您的緣由,主要是想了解「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以及計畫下您所主導發行的《登革熱的臺灣經驗》一書。在臺灣過往的國家型計畫中,我想這是第一次在計畫結案報告後,應運而生的一本深入探討登革熱的現況與研究發展的科普專書。首先,想請您談談推動「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的時空背景。

賴明詔(以下簡稱賴):人類史上第一個真正從世上消失的病毒是天花,第二個可能將會是小兒麻痺病毒。1950年代,小兒麻痺疫苗出現以後,短短幾年間病患數量大幅減少,使得小兒麻痺幾乎絕跡(目前臺灣屬根除地區,但在開發中國家仍持續有新病例)。於是當時每個醫生、科學家都志得意滿,覺得傳染病已經是過去式,認為病毒都可以藉由疫苗控制,細菌也可以用抗生素醫治。但是這種自滿的心情,其實過不了幾年就發現,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所有的病菌,比如1980年代出現的愛滋病毒。

在2003年1月,臺灣爆發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而引發這種病症的元兇是一種冠狀病毒。當時我也恰好決定回到臺灣,一方面臺灣急需熟知冠狀病毒的專家,正是我多年努力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同時就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責無旁貸。SARS對臺灣社會、經濟的影響相當巨大,幸運的是,SARS在一年之間就完全被控制住。但是,幾年後又開始出現禽流感、各種流感,後來還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伊波拉病毒、茲卡病毒等等,這些我們通稱為「新興感染症」的病原。所以我們得知,這些病毒類的病原是不可能完全消失殆盡的,因此我們必須要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維,來因應這些不斷衍生出來的新形態疾病,並尋求控制傳染病的有效方式。臺灣其實對傳染病的防治做得很好,我們具有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每一個鄉村鎮都有衛生所,使得瘧疾已在臺灣絕跡。在SARS爆發時,一開始因為沒有先例而使得大家手忙腳亂,但是政府做對了事情,將所有可疑帶病原者強制隔離,終於控制了整體狀況。

在SARS事件過後,臺灣恢復使用過往廢棄的數百間負壓病房,並設立了防疫專科醫師,在這些公共衛生體系軟硬體設施建立以後,就得以有效控制傳染病,像登革熱即使發生流行,也能夠很快的加以控制。但是我們要能夠維持這樣的體系,必須要整合科學研究機構、政府、產業,大家一起努力,平時做準備,才能夠防止傳染病的突發,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推動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的重要原因。

科:能否談談您催生《登革熱的臺灣經驗》一書的歷程?

賴:我們藉由這個計畫得到了許多重要成果,臺灣在登革熱研究上可說是世界最好的國家之一,很少人知道這些成就,因此為了讓社會瞭解我們所做的工作,我們必須要分享這些知識給一般民眾與社會,撰寫一本每個人都可以讀的科普書,讓大家對臺灣登革熱的研究與貢獻有所熟悉。所以在2015年11月時,我在研討會上提出這個想法,幸運得到許多人的熱心支持。這本書在半年內就編撰完成,而且編得非常好,這我也是相當驚訝且引以為傲的。

科:我們從閱讀這本書後才知道,登革熱其實是一種外來性的疾病,並不是本土發生的,那為什麼會造成年年的大流行?

賴:因為國際交通方便,每天有上萬人從東南亞出入境,而當地有很多的蚊子可以傳佈病毒,有些人被蚊子叮咬而帶有病毒且不自知,所以會造成臺灣每年的疫情。我們的研究了解了這件事,所以在策略上就會建議政府單位進行相關的作為,像是在邊境設置體溫偵測機制,就是一項重要且容易執行的防疫措施。所以從臺灣入境時都要篩檢體溫,用以找出可能的病患。測量體溫的策略就是在SARS疫情後開始實施的,體溫高的人就可能患有SARS,意即就是可能帶有病毒。在這樣的策略下,我們發現了許多從國外回來帶有登革熱的病人。這是很奇特的流行病學,我們沒辦法完全杜絕病毒的侵入。另外像是茲卡病毒也是用同樣的機制很快地從南美傳到亞洲來,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已有數百個病例,未來臺灣也很可能會發生。

科:在執行計畫時,您是否曾發現印象特別深刻或有趣的現象?

賴:在研究病毒的各種面向上,大家常常比較不重視的就是致病機制,這好像很學術性,但對科學家來講是很重要的。登革熱病毒的致病機制還沒有定論,目前有幾個假說,其中一個在幾十年前由美國科學家提出,他闡述嚴重的登革熱病因可能是因為重複感染,第一次病毒感染人的時候沒有病徵,但第二次感染的時候,就會引起很嚴重的症狀。幾十年來,大家都認同這個機制,但是後來經過臺灣團隊的研究,發現了溶血病癥的出現原因其實沒有原本想像中的簡單──病毒會破壞血小板,破壞血管,或影響一些免疫細胞,產生很多細胞激素,引起出血,這三、四種致病機制都是臺灣的科學家提出來的,現在大家也都接受這樣的解釋,變成登革熱病毒致病機制的主流假說之一。所以這是臺灣科學家非常值得自傲的地方,很少有像這樣的疾病假說都由臺灣科學家所貢獻。除此之外,有些如何照顧登革熱病人的方法及觀念,也是臺灣的科學家、醫師所提出來的,現在已被其他國家的醫生採用。

登革熱的醫療發展
科:登革熱疫病有沒有辦法藉由開發疫苗加以控制呢?現今疫苗的發展近況又是如何?

賴:現在已經有2種疫苗被批准上市了,但是這些疫苗都還不完美,因為登革熱病毒有4種,其中第2種登革熱病毒可說是症狀最嚴重的,但是這些疫苗對這株病毒反而沒有什麼效果,只對其他3種病毒有效。因此,我們還是必須要繼續發展更好的疫苗。

科:在未來,疫苗的發展勢必是控制登革熱病毒傳染的關鍵,然而與藥物的發展相比,哪一種途徑會比較好?

賴:疫苗比較好,能夠預防與控制,但藥物還是有用處,例如得病後,藥物可以協助治療。就像流行性感冒,通常以施打疫苗為主,而藥物對像這樣傳播這麼快的病毒,可能會無法應付病毒的變種速度。然而我認為發展疫苗本身,是一個相當大的工程,需要匯集多個國家的力量,現今也有許多公司在努力研發,所以發展疫苗本身對臺灣來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具有研發製造疫苗的能力,才能應付未來突發的新興感染病。或許臺灣可以嘗試發展藥物,特別是採取「老藥新用」的策略,意思是把現在已經在使用於別類疾病的藥物,嘗試著拿來治療登革熱或其他的病,有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療效,這個是很有趣的發展方向。除了已知的方法外,我們必須做更多基礎研究,了解病毒的致病機制,研發更好的針對性治療方法。臺灣的登革熱治療做得很好,減少了很多可能的死亡案例,這些都必須要長時間的研究努力才能達成。

我在美國研究了20多年的冠狀病毒。冠狀病毒過去認為只會引起傷風、感冒等輕微病症,所以大家都認為冠狀病毒是一種不重要的病毒,但政府還是持續支持我的研究,每年都提供很多研究經費,我的研究做得很好,即使冠狀病毒不熱門,我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獎項。結果在SARS爆發之後,我長年來所發表的研究成果,馬上就可以用在治療、防治SARS上;我以前發表的冠狀病毒論文,大家都搶著去讀。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基礎科學的研究是那麼重要,一旦面臨緊急的事情,就馬上能夠使用。SARS剛爆發當時,我還接受了3家美國電視公司的訪問,因此上了全國晚間新聞,那對我來講是很奇特的經驗。

美國與臺灣的教育差異
科:除了您的研究之外,我們知道您在美國著名學府有多年任教的經驗,回臺後也曾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最近臺灣高教問題一直被大家拿出來討論,想聽聽您對兩方面教育的看法。

賴:臺灣和美國的教育是不太一樣的,美國教育是鼓勵孩子自由思考,臺灣教育比較重視知識的傳承與搜集;美國讓孩子自由發揮,所以他們從小就能發表演說,寫論文,而臺灣的孩子都是一直抄筆記,考是非選擇題,這是我最反對的考試方式。美國小學裡有一種教育課程叫作「展示與討論(show and tell)」,是在星期一早上讓學生分享禮拜六、禮拜天做些什麼事情,同時他們會呈現一些東西,告訴同學們這些東西用來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從小就有統合與表達的能力,而不只是累積知識或學習基本技術。臺灣的學生雖然基礎都打得很好,具備很多專門的知識,但是他們不擅長把不同知識放在一起,比方在美國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中,亞裔的學生都表現得非常好,但是到三、四年級以後,一些學生就相對的比美國學生差了。以前,有學生想進入我的實驗室做研究,很多亞裔學生是父母打電話來找我,說他的孩子很聰明、成績很好,希望能夠到我的實驗室來,但是他們的孩子都沒有主動來和我談,而美國學生都自己來找我,這就是獨立、自主積極的訓練,所造成的明顯差異。學生光是吸收知識是不夠的,還要訓練他們整合知識的能力。

我是臺大醫學院第一名畢業的,所以應該是學了很多東西,可是我到美國就讀研究所時,考試的問題都是要學生自己思考怎麼樣解決問題,起初很不適應。有一次考試,我覺得我計算的結果都不對,成績很可能不及格。但是結果出爐後我發現我得了第一名,讓我十分的不解。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教授認為我的計算方法、思考方向都對,只是計算結果錯誤,教授重視的是全面的了解,而計算的正確與否僅佔考試很小的一部份。這顯示出美國教育的不同,不只是大學,從小學、中學開始的教育方式就不一樣,很少人注意到這一方面,我想這對年輕人的發展影響很大。

科:以現在臺灣社會的氛圍,想要改變整個教育氛圍,一時之間似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賴:其實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家長在觀念上不易翻轉,很抱歉這樣講,每個家長都是希望保護他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但由於孩子一直受到一種固式訓練,如果教育或考試遊戲規則方式一改的話,這些孩子花幾年準備的固定式訓練,又好像都用不上了,所以都不願意接受改革或者要等到他的孩子畢業之後再改。任何一個教育制度要改,總是有人反對,反對當中尤以家長是最多的,所以我說教育制度要改變,是相當相當困難的,前提是家長的觀念要改變。

科:現在面臨少子化,連帶影響大學的經營,但少子化或許對臺灣高教是一個助益,因為隨著師生比下降,才能夠增進教育品質。因您在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任教多年,想請您分享這方面的看法與經驗。

賴:南加大在最近20 年來進步得非常多,是美國大學裡進步得最快的一所大學,這都是因為前任校長山普(Steve Sample) 的關係, 他在任長達19 年,臺灣可能很難有任職這麼久的校長。在山普就任以前,南
加大全美排名將近50 名,那時候學校有個暱稱叫做「寵壞孩子的大學(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ld)」,為什麼?因為學生都是有錢人的孩子,學術上的名聲不是那麼好。山普來了之後,馬上做了很大的改革,第一個,設立學校的任務目標,首先學校必須要重視大學部教育,而不只是重視研究;第二,邁向國際化;第三,注重人文藝術教育;第四,由於南加大和亞洲地區國家距離較近,所以將南加大作為亞太大學的中心,組織了亞太大學聯盟。把學校任務目標定位以後,就可以做改革的依據。

接下來,南加大廣設獎學金來吸引好學生就讀,幾年之內大幅提高了學生素質,好學生就讀後,就能更吸引其他的學生跟進。南加大也改革學校課程,將國際上最好的老師請進南加大,聘請了數百位很好的教授。而且南加大的聘請方式是用所謂的群體聘請(cluster hiring),例如說,它要重視登革熱研究,它就去挖角世界上最好的幾名登革熱專家來;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神經研究做得很好,所以南加大2 年前就把20 幾位加大洛杉磯分校的教授整個團隊挖角到南加大,由此快速提升學校在這領域的素質名聲。到了2013 年,這兩間學校已經同列全美前20 名左右的大學。

當然山普非常會做募款工作,募款的成績在全國大學中名列前茅,這要很有計畫的努力。我在成功大學任職校長時,就學習南加大的治校理念,例如臺灣沒有一個學校有任務宣言(mission statement),陳述出學校教育學生的目標。當然每個學校都有校訓,但校訓是指學生在學校應該做些什麼事,比如成功大學校訓是窮理致知,意即努力追求真理與學問。但到底要培養出怎樣的學生呢?就語焉不詳,沒有確定的目標。我在成大的4 年期間,強調人文與藝術對一個人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確立這樣的任務宣言以後,成大就以訓練出藝術、人文還有科技同樣好的學生,同時具備國際觀與領導能力為教育目標。於是從此以後,大家都是充滿活力朝同一方向努力。

如何改善臺灣的教育體系?
科:最近也有些聲音倡議技職體系恢復的問題,想聽聽您的看法?

賴:技職體系的目標,就是訓練出來的學生能夠解決實際的問題,德國在技職體系是做得最好的,他們的學生在中學時,就可以選擇要到一般中學或者到技職學校就讀。所以德國工人的素質非常好,就是因為很重視技職體系的關係。很不幸的,臺灣在十年前破壞了技職體系,鼓勵技職體系的學生去一般大學,去受更多學術的訓練,初始想法是對的,只是方法錯誤,使得技職體系幾乎完全消失,導致一般人都不會做實際的工作,反而是矯枉過正了,所以我是贊同技職體系是應該受重視的。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灣的教育系統不好,產業跟企業也應該有責任。企業時常抱怨臺灣教育出來的學生不能用,其實企業應該要和學校一起合作訓練學生,讓學校知道企業需要什麼樣的專業人才。企業常常不願意花錢參與訓練學生的工作,這是很不對的,因為這些學生將來都會進入企業工作,企業必須要負起責任,協助提供實習與教育的機會,甚至提供獎學金,負擔一些教育的費用。

科:如果政府能更鼓勵大學多做一些更貼近於產業的應用型研究,是否也能提升一般大學生的就業能力?

賴:我想這應該是可以的,大家不願意做黑手工作,是因為社會地位低,薪水也低,不像德國工人賺的錢可能比工程師多,所以這必須要整個社會的薪資架構、價值觀等都要改變,沒有改變就很難吸引學生去做這樣的工作。

科:您在成大治學期間也強調國際化,學習英文是否為國際化的一種途徑呢?

賴:英文是必要的工具,但國際化不只是英文,還有觀念、文化的問題。國際化不一定要學美國,東亞也是一個很好的國際化的訓練的地方。其實臺灣的僑生制度是很好的,但很多臺灣年輕人認為東南亞來臺的學生不能代表國際的學生。我在成大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抱怨說這些東南亞的學生成績不好,不應該提供獎學金給他們。我們以前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如此錯誤的觀念或偏見,導致我們很少把握和僑生建立溝通的機會。

其實不同的文化間沒有高或低的分別,東南亞的文化並沒有比歐美文化低,從中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馬來西亞有一千多位成大的校友,他們對母校與臺灣的感情非常濃厚。實施僑教政策40 多年來,許多人批評政府浪費錢,但其實我認為收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國際化是接受不同的文化,不是只是接受歐美的文化,能夠敞開心胸(be open-minded),那就是好的態度,臺灣現在南向政策難以推動,就是因為很少有了解這些文化的人。

科:您對臺灣新一代的科學家們,有沒有什麼期許跟看法?

賴:必須要敞開心胸,要有好的視野,要能綜觀全局。所以我說人文素養是對科學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文能夠擴充你的視野。我在成大就任校長不久後舉辦了一個音樂會,由我邀請許文龍先生(奇美集團創辦人)和我一起演奏小提琴。那時候他已70 多歲,他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公開演奏。他願意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常來大學表演小提琴,讓大家喜歡音樂,這讓我非常感動。他收藏了許多小提琴,也時常幫忙國內的音樂家,希望藉此讓臺灣的年輕人更有寬廣的視野。

另外,領導能力也相當重要,臺灣的學生都不太願意擔任領導職位,臺灣有這麼多年輕人到美國,孕育出許多好科學家,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少人在大學擔任校長或在企業擔任策略的主管。臺灣人曾在美國大學當校長的,只有兩、三位,相對的最近十年來,已有近20 位印度籍的學者擔任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而且很多大公司的領導人也都是印度籍的,可見印度教育文化在近幾年來的轉變,更積極地鼓勵領導能力的訓練。這是臺灣很大的一個隱憂,和我們父母教育小孩子的方法、學校訓練年輕人的方法有關,現在是改變的時候。

延伸閱讀《登革熱的臺灣經驗》,科技部,2016 年。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