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

諾貝爾經濟獎 契約理論

作者/梁孟玉(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產業組織與應用賽局理論,特別是資訊不對稱下所產生的社會有限資源錯置問題。)


哈特(Oliver Hart, 1948 ~)
國籍|英國、美國
現任|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研究領域|契約理論、公司理論、公司金融學、法律經濟學
(Martha Stewart)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在「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上有卓著貢獻的兩位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哈特與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荷姆斯壯,據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契約是現代社會運作上的一個重要基礎,他們二位的研究,啟發了我們,如何可以更有效地設計契約,來處理簽約的雙方,彼此間存在的利益衝突問題。

契約在現實社會上的運用,大到可用來規範集體公民的憲法、年金、健康保險等等的社會制度,小到如一般民間團體內的勞資、婚姻、租賃關係。近年來,更由於手機與電子商務的發達,以往一些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即可完成的現金購買方式,也越來越多透過契約來保障交易。

荷姆斯壯( Bengt Robert Holmström, 1949~)
國籍|芬蘭
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契約理論、委托代理理論
契約自古即存在,有的契約很複雜,有些則很簡單,該如何設計才是最好,這問題早在18 世紀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即以經濟學家的角度,提出了地主跟佃農的租約設計,必須要給予佃農有改善農地的誘因,否則會導致社會褔利平白地遭蒙損失。契約中的誘因設計問題,能在200 年後獲得重大進展,主要是因為這時期,非合作賽局均衡理論分析方法大量應用到經濟學上,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從「賽局理論」的應用發展到哈特和荷姆斯壯這兩位教授讓「契約理論」進一步躍進,這中間最直接的推手,要算是以「訊息不對稱下的經濟誘因問題貢獻(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centiv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研究,而得到1996 年諾貝爾經濟學的兩位得主,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莫理斯(James Mirrlees)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維克里(William Vickery)。




199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非合作賽局均衡理論貢獻後,1996 年即頒給莫理斯和維克里,這也可解讀成瑞典皇家科學院對他們二位在應用賽局到個體經濟理論分析之貢獻的推崇。他們得獎的主要貢獻之一,是維克里針對最適所得稅制度該如何設計,提出一套分析架構,而莫理斯則是解決了當中數學求解問題,並把這套方法推廣到處理民間契約如何設計的問題上,比如說汽車保險公司要如何設計理賠額度才可賺最多的錢。

如何妥善設計所得稅制?
社會最適所得稅制如何設計,這議題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今日,益顯切身。話說1897 年時, 將數學語言帶入經濟學與統計學分析的泰斗―― 埃奇沃斯(Francis Y. Edgeworth)教授論文提出,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去看,最大社會福利的所得稅制,就應該要對富人課以極重稅,他的理由簡單講就是,因為1000 元帶給窮人的效用遠比富人要高得多,所以當大家都贊同要追求極大化社會總效用時,就可透過稅制將財富重分配,結果自然要對富人課極重稅。

當然,在共產主義早已崩盤的今日,我們都知道這會出甚麼問題,如果多賺的錢都入不了自己口袋,多數人就不會有誘因去努力工作、進修、創造與推銷新發明了。但這要用學術觀點,嚴謹地去把這事講清楚,不流於民粹口水戰,並不容易。維克里教授在1945 年的論文,採用與埃奇沃斯相同的功利主義觀點,對最適所得稅制的設計,提出數學模型分析,假設人的偏好都一樣但能力不同, 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大家來決定甚麼樣的稅制可以保留大家努力上進的誘因,又不會讓有錢人太浪費、糟蹋了我們社會的有限資源。這裡要特別提醒,經濟學思維並不受華人民俗信仰影響,認為因運氣好賺到錢,是個人或祖先積德才得到的福報、是應得的,拿出來說嘴是忌妒心作祟,會造口業。從經濟學功利主義的角度看,恰恰相反,因運氣好多拿的,要付重稅返回社會,拿去補貼因運氣不好而墮入貧困的,來極大化社會總效用,若不朝這方向去檢視社會制度運作後的成效,反倒是社會共業。

所得來自個人付出,或是運氣?
但問題來了,如果所得是由努力與運氣共同決定,光看所得高,又怎麼會知道是來自個人的付出,還是運氣呢?在這裡人的資質被看成是運氣的一部份但不一定要是全部,誘因設計若重點放在獎勵付出、懲罰偷懶,在契約理論的術語上,我們稱這為「道德淪喪(moral hazard)」, 反過來,如果設計的重點改成如何區分資質,以便選賢與能,則稱為「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例如,若要用埃奇沃斯的觀點去課高薪者重稅來補助低所得者,所得高的可以反彈說:「賺得多,那是自己從小就比別人努力付出,而不是運氣好、天生英才,不該課他重稅。」這個問題25 年後,才被莫理斯解決,這也幫大家把其它被「道德淪喪」與「逆向選擇」數學求解部分困住,而無法得到好的理論分析的其它議題,也一併解決掉了。後續踩在莫理斯的肩膀上,在其它議題獲得重大進展而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2001 年的「市場與不對稱訊息(analyses of 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2007 年的「機制設計」,2014 年的「對市場力量和監管的分析」,以及今年2016 的「契約理論」。

社會財富該如何分配?最適所得稅該如何課?需考慮的層面太廣,也不是單從一、兩個觀點,就有辦法完全定調,但私人汽車保險契約相對單純,又可自由參加,怎麼設計才可極大化保險公司的利潤,最後又可很快地就從市場上獲得佐證,自然成為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好素材。因此,以保險契約的最適設計來當引子做理論研究,加上莫理斯跨的這個大步,眾多以「代理人模型(principal agent problem)」 研究契約理論的論文紛紛出籠。哈特和荷姆斯壯這兩位教授,當著20 世紀末,這麼多頂尖的經濟學家或多或少都曾投入到「契約理論」的研究上,究竟是什麼貢獻,讓他們能脫穎而出,獲得諾貝爾獎的肯定呢?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發布的公開報告得到的觀察,他們選擇的角度似乎是以公司極大化利潤的最適薪資設計出發,到公司的最適大小與市場結構,到企業要民營好還是公營好,從這傳統經濟議題關心的方向為主軸,去看對他們在契約理論的貢獻。

荷姆斯壯獲獎主要是在傳統完全契約理論上的貢獻, 論文之一是1979 年提出的「多資訊原則(the 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文章中雖以汽車保險契約為例,但聲明稿改成以公司與其經理人的合約為例,依先前莫理斯的結果,我們只注意到要給經理人誘因努力,當公司賺錢時,就要分紅利給經理人,荷姆斯壯的結果則告訴我們,所有有助於了解經理人實際付出努力的資訊都要放到紅利發放結構中,比如說經濟景氣的好壞也要納入,若大環境很好,相同性質的企業都賺,還賺得更多,那經理人的紅利分配,就要跟著調整,不可單純只跟公司賺多少錢有關。......【更詳細的內容請見科學月刊第5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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