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

「非典型」的中研院院士── 長庚大學醫學院廖運範院士專訪

作者/ 林翰佐(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廖運範院士 (林翰佐攝)

我國的「院士」,係指具有國際能見度,擁有最高的學術權威,足以代表國家最高水準的科技頂尖人物。院士的產生流程,首先由5 位院士共同推薦或各學術機構向中央研究院進行推舉,然後經各組院士初審後送評議委員會選出「院士候選人」,最後由兩年召開一次的中研院院士會議中審查後投票,需獲本組院士三分之二及全體院士二之一以上同意才榮膺院士,而且每組最多選出十人,是國家對科學家所授予之極高的榮銜。一位「典型」科學院士的產生,泰半從學院派的碩博士學位訓練開始,畢業後以博士後研究為名,歷練於海內外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終成為學術團體的一員,成一家之言,成為享譽國際的科學家。如此綜般皆備,始具問鼎院士榮銜的資格。



由此觀之,本期《科學月刊》的專訪對象──廖運範院士,目前任職於臺北私立長庚大學與長庚紀念醫院,在養成的經歷上有些根本上的不同;廖院士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之校友,畢業後即投身於臨床醫療工作。廖院士以「做個好醫師」自許,在長庚醫院任職期間,致力於改進友善的就診環境,建立長遠良善的醫病關係,也因為如此,廖院士得以擁有許多病友長期且持續性的追蹤病歷紀錄、血液以及病理學樣本,始可對B 型肝炎得以有系統的進行了解,從而提出對B 型肝炎有獨創見解的醫學論述,終成為享譽國際的權威。

相較於現代生物醫學的研究學者,廖院士終其一生並未以進修方式取得博士學位,也未離開工作崗位遠赴海外,進行所謂的海外交換學人研究。顯然他選擇了一條非典型,但似乎更能彰顯科學精神的路線。科學工作向來是孤獨的,在這踽踽獨行的過程當中,究竟需要抱持著怎樣的心境,做自己堅信對的事情?

年輕時代的廖院士,除了繁重的課業以及臨床工作之外,還做了些「看似不務正業」的工作;他翻譯了科學名人傳記大作《佛洛伊德傳》(現仍由志文出版社所發行),也因為這樣的緣起,集結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於民國62年創辦了標舉「醫學、人文、本土」大旗的《當代醫學月刊》,寄望藉中文化的醫學發表平臺,達到推廣醫學新知以及發揚本土醫學、倫理的場域。此刊物曾一度成為醫學院生人手一本的輔助刊物,對於臺灣醫學從業人員的養成及進修,提供另一條知性,更容易為人所親近的管道。可惜的是,這樣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雜誌卻在40年後,於2013年悄悄畫上休止符。利用這次專訪的機會,《科學月刊》想親自請教廖院士,談談科技專文中文化對學術養成的重要性。

從當代醫學談起

科學月刊(以下簡稱科): 當初您為何會創辦《當代醫學月刊》?
廖運範院士(以下簡稱廖): 嗯!我想是「利他」吧!覺得對這個社會需要盡一份的責任。這要從我在臺大醫院擔任總醫師時說起,當時我們有一群具有熱情的年輕醫師,利用工作之餘,共同翻譯了國外著名的內科學經典《赫里遜內科學》。在翻譯過程,伴隨著臨床驗證,我們發現這些源自國外研究的描述,未必全然與國內臨床狀況相吻合,像是有關肝癌的部分就與國內認知相去甚遠,便萌生了一個「國內的醫學界,需要一本以國內臨床研究為主的內科學教科書」的想法。

然而,當時的我們資歷尚淺,根本談不上撰寫一本教科書,所以如果先從中文的醫學雜誌著手,將臺大醫院當中臨床教學的點點滴滴收錄發表,也許日積月累,就能累積相當的資料作為後續內科教科書的基礎。不過想法雖好,我們在那年平均每人都大概翻譯了100 萬字左右,精疲力竭,整件事情就擱置了下來。

會促成雜誌的出版源自另一項契機。在那年,一位來自臺中某醫學院的醫科生班代跑來找我,邀請我到該校開授臨床消化系課程。在跟這位僅小我數歲的小學弟聊天之下,我才理解國內醫學教育下存在著偌大的師資與資訊落差。這件事情後來在一次聚會當中談及,本著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感,我和一群因翻譯《佛洛伊德全集》而結識的醫科生朋友就這麼將雜誌辦了起來。

科: 當初你們如何設定雜誌的方向?
廖: 我們想出一本可以即時傳播醫學新知的中文雜誌,提供給醫學院的學生、住院醫師以及從業醫護人員作資訊交流,閱讀及進修之用。所以我們所接受的稿件不要長篇大論,而是經過去蕪存菁,加上本土色彩的教育性文章為主。提倡「利用上廁所的時間,就可輕鬆閱讀一篇醫學新知」的進修方式。

科: 辦一本雜誌有很多繁雜的工作,能不能描述一下當時的狀況?
廖: 是的,在經費不甚寬裕的狀況下,許多事都要自己來,所幸我的岳丈退休前從事印刷相關工作,除了得以透過門路尋求廠商以友情價進行編印之外,我的岳丈也擔任義工協助進行校對工作。雖然當時我已經在臺大醫院完成總醫師的訓練了,不過由於臺大那時候並沒有正式的主任醫師編制缺額,所以只好提供我「兼任主任醫師」的職位,每個月僅有2000多元的薪水。為了養家活口,還需要別處兼差貼補家用,並撥空參與由當時內科部主任宋瑞樓教授
主持的相關研究,回到家中才能開始雜誌社的社務、改稿等編輯工作。在雜誌創刊的第一年,往往在每月15日出刊前,都必須忙到凌晨3點才能上床睡覺,相當辛苦。好在年輕時的我熱愛運動,自覺體力過人。現在年輕的醫師問我,事情太多做不完怎麼辦,我都會說:「只好犧牲自己的睡眠了,不然怎麼辦呢?」

科: 這樣優質的醫學中文月刊,在國內也有很好的迴響,是怎樣的因緣,最後決定停刊呢?
廖: 唉!並不是經費上有什麼問題,主要是現在的年輕人面對升等的壓力,這類非學術論文的寫作不是他們的選擇。我們也曾經找過國內的醫學院校,希望他們能藉由某些內部規章的修訂,像是修改升等規定要求候選人應有1~2篇這類醫學教育式中文文章的發表,彰顯醫學服務的社會責任等等,但並沒有被接受。近幾年優質的稿子越來越少,總編輯跟我們都下海來趕稿,做得很辛苦啦!所以大家就在2013年決定收起來,也算完成了它階段性的任務。

科: 所以您認為,在未來這些專業知識的中文化,都沒有其必要性了嗎?
廖: 我認為中文化的教科書還是有其必要性的。在臺灣,幾乎很少人專注在這塊上。使用中文化的課本,有助於學生對整門學問通盤及快速的了解。即便當年我們都參與原文教科書的翻譯工作,不過在教科書的使用上,閱讀自己母語的速度仍是原文書的好幾倍。有些人會覺得,原文書的閱讀是學術接軌的重要基石,我也同意,不過未來還是有很多機會接觸原文的東西,例如閱讀文獻等等,在基礎知識的獲得上,我認為還是可以透過中文化的課本變得更
有效率一些。

科: 也許我們可以來想想《科學月刊》跟「當代醫學」能有進一步的合作?
廖: (笑)我已經沒有當年的豪氣了啦!

從臨床醫師進入研究之路

科: 我們很好奇的是,在這樣龐大的工作量之下,廖院士如何能堅持自己的研究路線呢?
廖: 嗯!我想,是因為當時候臺大醫院紮實的訓練,很自然地就想要追根究底。我的研究啟蒙老師宋瑞樓教授常說:「當一位醫生啊,除了要有愛心,要不斷地念書,還要有研究心,要針對病人的問題深入地探究。」這句話深深地影響我。對我來說,數十年來的看診工作都是研究的一部分,只不過我的研究對象是來求診的病友,我企圖追索這些病理過程的發生原因,並嘗試著解決病人目前的問題。

在當年,宋教授最早指派給我的是有關肝癌的研究,不過三個月之後,我就跟宋教授反應,不想再做這樣的題目了。當時肝癌病人大多發病晚期才來就診,往往兩三個月就往生了,對醫生而言幾乎無能為力,太痛苦了。於是研究方向就改由專注在病程當中較為前端的部分,針對肝炎進行相關的研究。臨床上,肝炎的後續病程發展是具有多樣性的;有的人會持續發展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但大多數病人不會,我覺得這樣的問題很有挑戰性,便一頭栽了進去。

先前的醫界前輩曾說:「每一位病人的診斷,都是個傷神的研究。」從病人進入診間的問診開始,然後進行身體的診查,斷定病因之後還要藉由檢驗、用藥後回診的事後驗證,所以日常的臨床工作事實上就是一種研究。我常常調侃自己所做的研究其實一文不值,就是臨床工作而已。我只是自許為一位稱職的醫生,認真協助病人解決問題,對於病人身上看到文獻裡也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想辦法研究。病人因為相信我,所以我和病人的關係很好,從中建立長遠的醫病關係。我有很多長達30多年的門診病友,這讓我能針對肝炎這類慢性疾病的全貌有長時間觀察的機會。

科: 像肝炎這樣的研究,除了臨床檢驗外,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方法加以配合,您是如何整合這些研究資源的?
廖: 當年在臺大醫院師事宋教授的時候,實驗室就十分重視病理樣本的收集,除了病人常規抽血的血清之外,還有病理切片資料的建立與判讀。在住院醫師訓練時,臺大醫院當年其實有個很不錯的制度設計,就是要求第一年的內科部住院醫師需派專人代表到病理部見習,為期半年。這位具有「聯絡官」性質的住院醫師在內科部病例討論會議當中,需要針對病人病理切片的部分進行報告。對當時身為住院醫師的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爛差事;剛服完兵役的我們都急於在臨床上汲取經驗,不願多花時間觀察病理切片,所以只能以抽籤來決定。原本我以為逃過了一劫,但抽到的同學耍賴拒不赴任,讓總醫師很為難,偏偏總醫師是我實習時很照顧我的學長,我沒辦法拒絕他的請託,礙著人情只好勉強接受。但是到了病理部之後,大大拓展了我的視野。相較於內科部,病理部對問題根源有著更執著的追求,在醫學領域當中,病理部等於是整個醫療行為上最終的仲裁,凡事得實事求是,一絲不苟。受訓期間,我被要求如同其他的病理科住院醫師一般,獨力完成10例解剖工作,並需要提交非常完整的書面報告,事後發現,這樣紮實的訓練是必要的。

在內科部送往病理部的檢體當中,除了淋巴腺組織之外,最大宗的便是肝臟組織的切片檢查(biopsy)。肝臟切片的病理判定其實是複雜的,往往需要跟宋教授(時任內科主任)討論之後,才有把握在後續的內科部病例會議當中報告,不過宋主任對此十分在行,這段時間的討論讓我獲益良多。為了累積對肝臟組織切片的判讀能力,我還利用時間泡在圖書館中閱讀相關的原文書,奠定後續我對肝病理解的基礎。同樣的,當需要分子生物學、病毒學等介入時,我們就尋求外援或派人出去學習相關的專長。以此類推。

重質勝於重量,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科: 仰賴對病人長期數據的歸納式研究方式,勢必影響論文的發表速度,在講究發表效率的今日,不是感覺上相當吃虧嗎?
廖: 當然,論文從資料上的收集,撰寫與投稿審核,需要相當的一段時間。不過因為研究的是從病人身上發現尚無答案的問題,原創性十足,得到的結果也是同道想知道的,因此會受到重視。我服膺「研究一定需要藉由文獻的發表,接受同儕專家的公評才算完成」的看法,不然只是研究上的「心得」而已。但我也深信著另外一句話:「當自己的研究結果值得跟別人分享,才撰文投稿;而不是為了升等或追求學術上的榮譽、獎助。」我很喜歡這句話,並且到處跟別人分享。

對於學術論文,嚴謹的態度是必要的,而這就要從論文掛名上要求起。我們投稿的每篇文章最多掛名4~5名作者,一定要對本文有相當程度的貢獻才會列名,這是我對投稿文獻的堅持之一。我知道目前交叉掛名的風氣很盛,最近掛名出問題事件不都是這樣的嗎?尤其掛名為第一作者或責任作者的人,對於一篇文章發表的內容是否有問題不能全無所悉。

論文的內容跟品質是很重要的,這點需要相關學者的自律,要絕對忠實不能有「Misconducts(不當行為)」。這樣的堅持有時並不會在當下得到善意的回饋。像是我們團隊中有一位醫師,曾得過兩次國科會的傑出科學研究獎的優秀人才,有一次就十分沮喪的對我說不想申請該年度的研究計畫,原來是審查意見之一說:「這是甚麼年代了,還用血清免疫學的方式進行研究⋯。」這是一種對方法學上的歧視。其實,我們研究的品質並未因使用傳統的方法而有所打折。我曾在2006年讀過一篇有關於科學文獻品質的探討,文中提到根據統計現世的論文,被引用超過200次以上的僅占所有發表文獻的0.5%;被引用超過100次的僅2.5%,但有半數的論文發表之後未能受到後續科學研究論文所引用,表示這些文章對科學貢獻極小。我們的研究團隊所發表的文獻,約有5% 的論文被引用次數在200次以上,10% 的論文被引用次數在100次以上,表示我們的研究論文真的「值得與人分享」,不是無病呻吟或濫竽充數。

現今不論學校或者是醫院都有相關的升等規定,像是怎樣的職等需要有多少分數的學術貢獻。但我個人覺得機構應該更綜合與彈性的看待這樣的規定,來維繫學術研究的質量。規定一旦硬梆梆的,就等於鼓勵研究重量不重質,變相的逼人造假,還有助長不恰當的掛名現象。

科: 就目前學術上的這些風氣,您有沒有嘗試就體制內謀求一些改變?
廖: 有一次我在學校內部的升等委員會中,要求針對某教授升等的著作進行深入了解,我沒有擋人升等的意思,只不過他所提出的文獻當中,申請人掛第一作者,而他的學生則掛到了責任作者的位置,變成了「學生指導老師」的現象,這有點奇怪。現在學術界的氛圍確實有點亂,有些人覺得臨床研究較為低階不值錢,所以掛名上可以較為隨便,其實這樣是不對的。不過有些氛圍在體制內改革相當的不容易,光是最起碼從自己本身做起成為他人的「對照組」都會得罪人!

非典型的學術之路
科: 相較於其他中研院的院士,您的經歷似乎更為特別,聽聞您是先獲得中研院院院士之後才取得教育部部定教授資格的,能不能聊一聊這樣的始末?
廖: 其實我一直到2004年,才以中研院院士的資格,得到教育部部定教授的資格。在此之前我以前連部定講師的資格都沒有。為什麼是這樣呢?我以前在臺大醫院擔任兼任講師時,因為不熟悉升等相關規定,所以並沒有向校方提出講師資格的申請。隨後在中國醫藥學院的時候因為開設核心課程,讓參與課程的後進去申請教職,身為人師,要從低階開始就算了! 1980 年代末期長庚醫學院成立之時想要協助我申請部定教授資格,教育部仍要求我從講師資格開始逐級升等,但我的學生當年都已經是副教授等級了,我就覺得從頭來沒有多大的意思。宋教授建議可以引用升等條款中「無學歷但具有卓越學術貢獻者,得經教育部學審會三分之二的委員同意後報部」的相關規定,並獲得學審會委員的支持,但教育部就「無學歷者」的條文解讀為「沒有任何學歷」,所以因我有臺大學位而駁回學審會的審查結果。所以,一直以來,雖然我在長庚醫學院裡大家尊稱我為「教授」,事實是「黑牌」的,公文書
上正式的職位只有「助教」而已(笑)。這件事情一直到杜正勝院士任教育部長時才以中研院院士的資格換取教授的資格,不需要再透過逐級的審查 。

科: 這樣的法條見解顯然有其瑕疵,您沒有依循相關管道提出申覆嗎?
廖: (笑)反正不通過就不通過。不合理的事情我就不想跟!
科: 聽說您至今仍沒有以學者的方式到國外進行訪問研究,這對您的研究生涯是否會有影響與遺憾?
廖: 在任職臺北榮總的期間,我曾經申請到國外進行相關的研究,後因轉任長庚醫院而暫緩,然後因為擔任行政職,加上美國的那位教授突然謝世,整件事情就這樣停頓了下來。其實後來我們團隊中的年輕醫師都曾因醫療或研究的需要出國進修,但我忙於整個研究團隊軟硬體經費的爭取以及行政工作,一直沒有出去。是否有遺憾嗎?有時候會想,也許出國看看,眼界會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啦!這只是純然的想像。少了跟國外一流專家相互學習的機會,可能會影響國際人脈的建立,但那又如何?我想科學家在國際地位的提升還是必須建立在文獻的發表,何況我研究目的是為病人而非為「名」。

科: 您任職於財團法人的醫院中,這對研究發展有什麼好壞之處?
廖: 嗯!當然面臨著很多的挑戰。當我從臺大醫院轉任臺北榮民總醫院,後又到了臺北長庚醫院時,先前在臺大醫院的舊識們編了個順口溜揶揄我,說我「薪水越換越高,地方越換越糟」。我想這便是當時「學院派」醫師對其他醫院所產生的一種偏見。甚至在一次的場合中我遇到當時的臺大醫院內科部主任時,老師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做得很不錯,跟一般的開業醫不一樣」,可以充分地表明在當時大家看待草創初期的長庚醫院以及在那裡任職的我的
一般想法。

這樣的觀點其實也反映在研究計畫的申請以及預算的取得上,這樣的偏見一直到1980 年代仍然明顯地存在。有一年在某場合中,我直接跟當時的國科會生物處主委抱怨,說當時我已經是生物處資深的審查委員了,也在相關的領域擁有質量兼俱的文章發表,為什麼仍然沒能申請國科會的計畫?處長的回應令我氣結:「嗯!如果讓你申請計劃,那以後王內科,張綜合這類開業醫也來申請計畫,我們怎麼辦?」我回應:「如果王內科,張綜合的計畫頗具學術
價值,具有實際的執行可能,難道不應以預算獎助?」不知道是否是吵了這樣的一架,隔年,私立院校開始可以申請國科會計畫。

相較於公立教學醫院,私立醫院自然有成本上的考量,有些制度(例如一科,二科的績效競爭制度)我便不認同。但是在某方面,私立醫院還是存在著有別於國立醫院的彈性。例如原本病患初診後需要另排時間回到醫院進行檢查,這對於中南部北上的病友來說十分不方便,所以我們就改成一天從頭到尾就搞定。外界常會批評這樣的作法有搶錢的嫌疑,不過如果可以改善門診流程,對病友也相當的方便,為什麼不做呢?我剛才說的,因為有便利舒適的門診服務,才會有群信任我們的病友,我們才能對肝炎研究有不一樣的觀點,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事情。長庚醫院其實十分支持我的研究,對我的需求幾乎有求必應,例如購買了許多超低溫的冷凍櫃,還建了11坪-20℃的冷凍庫,得以保存上百萬的血清檢體,這些設備和經費的挹注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醫學教育,學生人文素養養成的想法

編: 我們其實很神往廖院士那個年代年輕時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這些後輩,那種純然的理想性與執行力似乎少了很多,這否因為教育或體制上出現了問題?我們想聽聽您的看法。
廖: 就醫學界,我認為整件事情的關鍵首要是臺灣醫界制度的改變。很多事情即便在學校有再怎樣的目標正確,但學生一到臨床治療上的第一線,發現現實的狀況與學校教育相去甚遠,就很容易的流於世俗。

我認為經營醫院及教育,都不應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應該把醫療品質放在第一位,再求財務的平衡。像是目前醫院門診量過高的狀況,在如此急迫的問診時間裡,醫療品質就難以兼顧。這當然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曾經我受聘擔任某醫院顧問,嘗試協助該院品質提升的時候就曾經給過這樣的建言。「那病人掛不到號又當如何?」該院的高層這樣的反問我。轉診制度的落實的確是解決這樣問題的方法,教學醫院與地區診所應該要有一定程度的分工,才能活絡整體醫療體系,提升問診品質,並且杜絕醫療浪費。我認為,在大醫院中不必要的檢查往往是醫療資源浪費的一部分,大醫院裡的檢驗工具多,但有時候沒有必要做太多的檢驗,從問診當中推敲病因本來就是內科醫生的專職。不過現在的醫病關係不佳,醫生怕被告,能多做檢驗就多做檢驗,避免日後糾紛,這也是人之常情啦!總之,這整件事情十分複雜,我們正在往更糟糕的方向前進,談改革很困難,但現在不做將來會更困難。

至於你講的人文教育的問題,普遍在臺灣似乎未受到重視。我在《當代醫學月刊》的創辦期間其實就堅持一定要有屬於醫學人文方面的專欄,不過在每半年針對讀者問卷的書面訪問部分,大多數的讀者都覺得這一塊其實可有可無,不過我還是堅持要有啦!在我求學以及行醫的生涯當中,透過閱讀,前人於文章中智慧的話語往往讓我玩味再三,深深地影響著我的為人處事,我們甚至於收錄了這些曾經登載於《當代醫學月刊》當中的這些格言,編撰成《現代醫學雋語》一書,並選擇以口袋書版本的形式編印,方便大家攜帶閱讀,卻賣得很不好啦!所以在大學當中開設這些課程也許有效,但我覺得這其實還是要從閱讀習慣的培養著手才行。

編: 最後,對現在有志從事科研工作的莘莘學子,有甚麼特別要建議的事情?
廖: 就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從事科學工作首先必須要有很好的邏輯性。邏輯要好,需要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然後從中理解其間的脈絡。我自己大學時代原文書的閱讀與翻譯寫作奠定了我英文能力的基礎,即便我並沒有出國留學,在撰寫英文論文,以及參與國際研討會時仍足以應付。此外能遇到一位啟蒙的典範老師(role model)對於科研工作者來說相當重要,如同我在住院醫師時期有幸師事宋瑞樓老師一般。我其實在宋老師門下受業只有三年,宋老師
本身其實很忙,指導只能提綱切領,不過在他的指導之下,我了解了從事研究及身為內科醫師最基本的態度與原則,並終身奉行不悖。

一個得以相互體諒與支援的家庭,是任何人想要事業發展的基石,我很感謝我的父母,在我們正逢事業衝刺的那些歲月裡能夠協助照顧他們的孫子,我的內人在專業和家庭兩方面的全力幫助、孩子們都能自發學習,也依循他們的志趣有相當好的發展。雖然每天能夠在家談天的時間有限,甚至於家中得用留言簿相互溝通,但彼此的感情都很融洽。由於體會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我們全家人每周靠著打羽毛球聯繫彼此的感情,這是我們家每周非常重要的活動。另外專業上互補的良友,包括團隊中的伙伴,也很重要。

對於研究,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緣際會。我在1960年代醫學界開始對B型肝炎相關研究的發展之初就切入進行相關的研究,幸運的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新的研究技術不斷的發展,使我們得以對B型肝炎有更深入的研究與了解。我自認自己有一個優點,就是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很多事情能夠懂得適時取捨,像原本我的專長是內科,後來以肝膽腸胃作為主要專科,隨著研究進展,覺得自己無法同時專注於那麼多的範圍,又更將自己專注於肝臟疾病的
問題。我覺得,專注於一個問題點上持續不斷的積累,是科學上通曉一件事情的必修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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